《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写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十年政治风浪一时消歇，周一良先生也得以回归中国古代史研究。他曾这样追忆：“于是我就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了。读到《三国志》以下的魏晋南北朝部分，旧欢重拾，如睹故人。我一边读一边作点笔记，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旧欢重拾，如睹故人”一语，令书生本色跃然纸上。读博期间，我曾与杨光辉同学二人定期到周先生家读书。当周先生以《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垂赠之时，他的心情相当愉快，还追忆了他在审查中读书写作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什么地方看来的雕塑家“完成后的拂拭”。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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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结束后，周先生“继续阅读政审期间未读完的史籍，以后又翻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和石刻史料。目的是想重新熟习荒弃已久的这段历史，为重新写一部高质量的论集作准备。同时，仿郝懿行《晋宋书故》用意，为这段史籍中难于索解的文字作一些疏通诠释，这就是198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毕竟是书生》，第86页）。
对魏晋南北朝时的正史，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有不少辨析论述。系统的注解主要是卢弼《三国志集解》、吴士鉴《晋书斠注》两种。郝懿行的《晋宋书故》约50余条，1.6万多字，专就《晋书》《宋书》存疑的语词加以阐说。这种体例相当灵活，各条可长可短，很适合记录读书心得，故为周先生所采。
《晋宋书故》目录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有的条目直接来自《晋宋书故》，如“彭排”条。《晋宋书故》“彭排”条仅100多字，《札记》“彭排”条充实到300多字，还纠正了郝氏“经典无此名”的误判。又如《晋宋书故》有“凶门柏历”条，而《札记》“白门”条也涉及了这个礼俗。前者主要考察“凶门柏历”的形制，约500 字；后者以300多字续考这个礼俗的始末与流传。《札记》总计340多条，达35万余字，因其丰满精湛，在其问世之后，随即被视为研习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
《札记》出版后，周先生又常常把新见手写在《札记》的自存本上。赵和平教授据之整理出51条，纳入了《札记》补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赵和平教授多年与周先生合作，他对《札记》曾有长篇评述，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二史八书及魏晋以降中古文献中，颇多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的习见词语，长期以来，少有学者专门探讨。从四十年代末起，先生就撰写了《〈世说新语〉札记》《读书杂识》等文章，对一些词语进行考释。七十年代末，在艰难的条件下，一良先生“旧欢重拾”，撰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札记》一书收采宏富，正史《三国志》等十二史外，举凡后人的补编、杂史、典章制度史、文集、诗集、类书、道藏、佛经、考古成果，以至于《和名类聚抄》《正仓院图录》等资料，只要有必要，哪怕是很生僻的，全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札记》大量参考和吸取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引不下数十种。对这些成果，或加采纳，或加补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见解，作出考证，许多是精审确当的。
《札记》出版后，先师在收到样书后在扉页上自题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语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可叹也。”乾嘉诸老是很少利用佛藏、道藏，更没有敦煌文书、考古报告可用，也不会使用到扶桑的《正仓院图录》，唯物、辩证二法更无论矣。
《札记》中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透过字里行间，揭示了刘宋集团内部斗争之激烈。《札记》包罗繁富，是治魏晋南北朝史之必备书，对其他各阶段古代史之研究，也甚有裨益或启发，如“博射”条、“风闻奏事”条等。而《札记》中所涉文学、语言、艺术、舞蹈、音乐、民俗、哲学之研究，可使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
《札记》中“崔浩国史之狱”条，在对拓跋氏早年婚姻关系杂乱之精审考证的前提下，推定北魏崔浩招祸之导火线确在所修国史“备而不典”上，补充了先生自己的修国史乃招祸之“近因”说（《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而就考证之说服力言，超过了其他学者以及周先生自己当年关于招祸之根本原因的种种推论。
众所周知，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绩斐然，而日本学者对周先生的成绩奉上了盛赞。川胜义雄有言“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吉川忠夫有言“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以上参见赵和平《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燕京学报》新第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3页。又见本书“补订本说明”）
对《札记》的特点与价值，赵和平教授已说得非常之好了。这里再就个人体会，略作补述。
魏晋南北朝以十二部正史为基本史料，读懂诸书是认识此期历史的基础与前提。而《札记》的价值，首先就是通过众多词语的精细辨析，扫清了各种障碍，让读者得以更准确地把握史文原义。
举一个大家都可能遇到的例子。曹操有篇名文《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有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段话看上去十分通畅，并无难点。查阅了几种曹操诗文译本，都是这样译的：“假若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啊！”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中，“国家”或指拥有共同领土、政府的社会群体，或指统治阶级的权力组织。检索互联网，也有网民把曹操所说的“国家”译成“天下”或“汉朝”。而在《札记》“家”条之中，周先生指出，“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例如“国家居太守府舍”“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之语，这两个“国家”都特指光武帝刘秀。魏晋沿袭了东汉旧习，继续称皇帝为“国家”。《札记》提供了魏晋南北朝隋的相关史料出处约30处，包括“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我宁负卿，不负国家”等文句，无可置疑地锁定了这样一点：此期“国家”特指皇帝。故《札记》断言，在“设使国家无有孤”一句中，“国家指汉皇帝，非谓中国”。那么，曹操那句话这样翻译稍好：“假若今上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啊！”
我在课堂上讲解南朝进阶制度时，曾引及《南齐书· 高帝纪下》一条诏文： “相国、骠骑、中军三府职，可依资劳度二宫。若职限已盈，所余可赐满。”这时我就告诉学生，这“二宫”之“二”并不是一二的“二”，而是副贰之“贰”，“二宫”就是“贰宫”，也就是储宫、太子东宫。这个知识，就来自《札记》中的“二宫”一条。在此条之中，周先生多方举证，指出“二宫”计有二义：“二宫”意谓两宫；同时“二”又可以通“贰”，特指太子之东宫。如果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把南齐进阶制度搞错了。幸亏手头有一部《札记》。
连类而及，还有《晋书·职官志》（以下简称《晋志》）：“总及周武下车，成康垂则，六卿分职，二公弘化。”这个“二公”，吴士鉴《晋书斠注》无说。《二十四史全译·晋书全译》的译文是“分设六卿职位，太公、召公弘扬教化”（许嘉璐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然而《晋志》此处并没有提到太公、召公，译文显然“增字解经”了，而且如此理解“二公”，又置周公于何地呢？由“六卿”一语，可知《晋志》采用的是《周礼》三公六卿说。这“二公”之“二”其实也是副贰之“贰”，用为动词，“二公弘化”等于说“辅佐三公弘扬教化”。复查《古文尚书·周官》，恰有“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之文，径作“贰公”。我的这些认识，都是由《札记》“二宫”条引发促成的。
当然，《札记》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语词训诂。语词背后矗立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史学、宗教、思想、官制、礼乐、民族等各色问题。若窥见了微妙之处，捕捉到了重要线索，周先生随即就会着手深挖。例如其“六条诏书”条，考察了北周二十四条之制、十二条新制、六条诏书、“总三十六条”的制定时间与相互关系，随后又指出：“十二与二十四皆为六之倍数。盖宇文氏仿效《周礼》之建邦六典，又设立六官，事事多以六为基数。大统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六柱国十二大将军廿四开府，武帝时天子有六军，皆其例也。”读此不禁拍案叫绝。周先生所揭示的北周一批以“六”为基数之倍数的制度，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制度美学”，而追求形式美和数理美，恰好是《周礼》一书的最大特点。这就深化了对北周“周礼改制”的认识。后来我阅读北周的冕服体系，也看到北周制度设计者在追求“制度的数理美”上劲头十足。而这一倾向，同这个政权的“胡化”程度恰成反比。
《札记》还有很多条目，超出了语词训诂，进而对重大问题进行阐述。例如“曹丕曹植之争”，详细辨析曹操与丕、植之复杂关系，还揭示“曹丕曹植相争，而子建失败，与二人对曹操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条，考察“曹马党争”的各个关键环节和各色人等的立场，还专门分析了“竹林七贤”的不同态度，进及玄学论题“才性四本”及文化现象“浮华”。又如“名教自然‘将无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晚度北人”“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封国远近与禄秩”“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崔浩国史之狱”“北魏用人兼容并包”“北朝之中正”“《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江氏世传家业与南北文化”等，都已有论文性质，对把握时代重大问题，皆有启迪。而且其论述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例如“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一条，不仅对其时权臣改朝换代的功业条件、地缘政治条件，培植亲信、翦除异己的手段，士大夫对皇室更革的态度，史家记录的笔法等，条分缕析，还随手拈出一个细节：“故文人甚至以此为讽刺，如袁淑有《鸡九锡文》与《驴山公九锡文》之戏作。”可见冠冕堂皇的“九锡”大典，颇遭知识分子鄙视，被视为一种夺权篡位的障眼法、遮羞布了。
读研时我选定官制为研习方向，经常翻阅《札记》以期得到启发。后来着重阅读爵秩品阶，《札记》每每开卷有益。对东西二省散官，《札记》中的“东西二省”条，就是我的主要参考文献。思考散官与将军号时，《札记》中的“金紫光禄大夫”“将军位号高下”“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思考封爵、俸禄时，《札记》中的“五等爵无食邑”“封国远近与禄秩”“南俸”等条，对我都有祛疑解惑、引路助推之功。
个别细微处，我跟周先生略有小异。《札记》有“七第与六品”一条，认为《晋书》“七第顽冗，六品下才”一语中，“六品”指广陵度支之官，“七第”指中正品。而我又猜想“七第”也许是“九第”之讹，“九第”就是九品，指九品令史之类微官，而“六品”指的是中正品。然而我不过是聊备一说而已，周先生的解释仍能立足。又如《札记》“官品排列次序”一条，比较《周书》《北史》中将军号与文散官的排序，认为《北史》不如《周书》正确。而我根据军号、散官“双授”规律，觉得《周书》不如《北史》正确。但最初发现问题的是周先生，发现问题本身就是贡献，“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
曾跟业师田余庆谈起周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的那些论文更有系统性，是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吧？田师则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才真正显示了周先生的博大精湛。田师感叹说，论史学功底的开阔厚实，他无法跟周先生相比。如此说来，作为晚辈的我之于周先生，更如抔土与泰山之比了。周先生的史学贡献终将不朽，包括这部《札记》。对于攻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子们，《札记》理应人手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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