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配资赵诣升副总、刘彦春卸高管，公募顶流的“两种转身”

一个拾级而上，作为公司“招牌”进入管理层；一个转身归位，把时间还给研究和持仓，不到一周时间，两位基金经理出现相反的职业变化。

前者如有“四冠王”之称的赵诣履新泉果基金副总经理，后者如曾经的“千亿顶流”刘彦春卸任景顺长城副总经理，回归投资本身。一升一退之间，明星基金经理的职场路径，正在出现微妙的分化。

当前，“绩而优则仕”的传统逻辑，正在被重新审视。推动分化的力量，一半来自个人对投研精力的珍视，一半来自制度层面对“去明星化”的引导。当管理事务与投研精力彼此拉扯，明星基金经理究竟该往何处去？

“背后的核心考量无非是人才的时间与精力配置、管理岗位的实际权责、激励方式是否必须依赖行政头衔、以及公司对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程度等。”一位头部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两种路径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个人能力偏好、职业动机与公司治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份公告，两种转身

日前，泉果基金公告称，赵诣于9月22日起新任公司副总经理。作为公司权益投研的核心骨干，他目前在管2只基金产品，今年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69.04亿元，占泉果基金126.64亿元总规模的一半以上。

作为业内知名基金经理，赵诣在2020年凭借麾下四只产品包揽当年公募权益业绩前四名而一战成名。2022年3月，他加盟尚在初创期的“个人系”公募泉果基金，并于同年10月发行泉果旭源三年持有，强劲市场号召力下的首募规模达到近100亿元（99.07亿元）。

这并非泉果基金今年的首次动作。今年2月，该公司官宣创始合伙人李云亮出任总经理，并调整了公司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风控负责人等多个高级管理岗位。此外，还同步启动的员工持股计划，旨在通过股权纽带，将股东、新任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长期利益深度绑定。

与赵诣的“向上一步”不同，另一位“顶流”基金经理刘彦春，则选择“向内一步”。数日前的9月19日公告显示，刘彦春因“工作调整”离任公司副总经理，未来将专注于投资管理工作。

市场对于刘彦春的名字也并不陌生。他早在2021年3月升任景顺长城副总经理，彼时其在管基金规模突破千亿关口，同年二季度末攀升至1163亿元的历史峰值，成为主动权益领域屈指可数的“千亿顶流”。然而此后市场风格切换，叠加业绩调整和基民赎回，其在管规模逐渐降至240.4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卸任副总之前，公司已多次为其产品增聘基金经理。今年5月，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鼎益等3只产品同步增聘基金经理；6月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也增聘了基金经理。至此，刘彦春旗下6只产品已有4只转入共管模式。

一升一退并非孤例

两位顶流基金经理的岗位调整方向截然相反，看似偶然，实则是近年公募行业人才发展趋势的真实缩影。

长期以来，“绩而优则仕”是公募行业通用的人才激励与留存逻辑。尤其是中小型基金公司，不少基金经理因业绩出色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顺势跻身高管序列；部分还持有公司股权，通过利益深度绑定的方式，锁定核心人才、稳定投研团队。

此前，张坤等一众耳熟能详的明星基金经理，都曾在行业发展浪潮中走上管理岗位。尽管行业风向已悄然转变，但传统晋升路径并未彻底落幕，如嘉实基金张丹华在今年7月升任副总经理；万家基金莫海波在2022年任副总经理后，今年4月升任总经理。

整体而言，行业变化是从2024年开始密集出现，当年万家基金黄海、乔亮等十余位投研系高管宣布回归投资一线。而去年以来，类似的一幕在更多公司上演，如易方达基金萧楠、陈皓等，诺安基金杨谷等先后退出管理层、专注投研工作。刘彦春的卸任正是这一轮行业趋势的最新延续。

需要厘清的是，高管卸任并非单一导向，行业内分化特征显著。部分基金经理卸任高管后，后续逐步离任在管产品，为职业变动做铺垫；也有少数基金经理反向取舍，彻底退出投资一线、专职深耕公司管理事务。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华南一位资深基金从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主动或被动做出不同的选择，本就是常态。这背后，其实体现了明星基金经理和公司平台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他进一步表示，行业人才调整的核心初衷始终不变。一方面，需要把更多优秀的人才留在公募基金行业内，这样才能有更多普通投资者享受到公募的普惠服务；另一方面，资产管理行业本就是充分市场化的特质，需要激活组织架构的活力，调动起大家的主观能动性，最终服务于改善投资者盈利体验这样一个最终目标。

从“绩而优则仕”到因人制宜

潮水的方向在变，每个人的选择也不尽相同，背后实则折射出当前资管行业对明星投研人才的两种培育路径。“绩而优则仕”的传统模式，是否还适配当下的行业发展格局？

“两种路径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个人能力偏好、职业动机与公司治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述一位头部机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选择升任副总，可理解为公司在核心投研与经营协同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责任绑定，但前提是其本人愿意并能够承担管理协调职责。

与之相对，基金经理主动卸任行政职务，更多是行业环境与个人诉求下的理性取舍。在规模波动、业绩承压、行政事务繁杂的行业背景下，褪去管理身份、聚焦投研主业，是对个人核心能力的精准聚焦。该人士强调，公募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实现“人岗匹配”与“激励相容”，而非机械复刻统一的晋升模式。

在前述华南机构人士看来，“绩而优则仕”的晋升模式，依旧具备不可替代的行业价值。其优势不仅在于给予基金经理正面反馈留住人才，此外，身居管理层的核心基金经理能够调动的投研资源自然也是更多的，也能为公司整体的投研梯队建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专注于投资’也是很多明星基金经理的选择，毕竟管理组合和管理属下对人的要求很不同，有很多基金经理性格比较内敛或者有社交恐惧，主动选择卸任管理职责，专注于承担起组合业绩，这其实也值得尊重。”他说。

推动这轮分化的力量，一半来自个人。华北一位基金公司内部人士与第一财经交流时就表示，担任高管以后，和投资无关的行政事务太多，比较分散精力，而有些基金经理比较喜欢投研，对管理工作热情并不高。

而另一半的力量则来自制度。近年来，随着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业绩基准等相关文件的出台，公募行业“去明星化、重专业化、重团队化”的发展导向持续强化。在此导向下，不少基金经理倾向于规避过多行政事务与市场曝光压力带来的精力分散。

“无论何种选择，都是基金经理和所在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特征下的管理优化，也是行业在人才价值最大化上的探索”一位中大型基金人士表示，从监管导向看，不鼓励不做实际管理工作的高管。对基金经理而言，管人又管钱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不如二选其一，专注投资或专注管理。不过，他也强调，监管旨在引导行业人才各司其职、专业深耕，而非硬性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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